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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他写诗似陆游,填词如辛弃疾,却被后世指责,真相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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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刘克庄:他写诗似陆游,填词如辛弃疾,却被后世指责,真相为何?

    刘克庄:高洁似放翁,爱国如稼轩

    在中国文学史中,有个名词叫“辛派三刘”指的是南宋末年的刘过、刘辰翁及刘克庄,在这三人中,就数这刘克庄官做得是最大了,其他二人都很悲催,那刘过虽同辛弃疾交厚,但却是布衣终生。

    既然这三人都被视为“辛派词人”,那当然与辛弃疾的词风相近的,都属所谓豪放派;其实,这三人同辛弃疾一样,所写带有豪放感觉的“壮词”,百不及一,更多也如辛词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一般,不过,就感觉来说,刘克庄的成就在三人中,应该是最高的。

    刘克庄是幸运的,他没有经历亡国之痛,他在崖山海战前十年就逝世了,所以,他作为庙堂之人,既没有刘过那般的布衣潇洒,也没有刘辰翁历抗元失败那样的切肤之痛,在那个时代,便是幸事了。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赐同进士出身,历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等职,后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

    他一生仕途几起几落,一都闲废十年,期间任多地知县及知州,77岁时因眼疾离职;四年后特授龙图阁学士,越年逝世,时年82岁,谥号“文定”。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

    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这应该是他早年写下了诗作,因为诗中愤怒之事为《嘉定和议》,韩侂胄因北伐失败而被杀,南宋再次签订下更屈辱的协议,作为一位有热血的爱国青年,其情感受到极大伤害自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所以,在诗中,刘克庄尽情地讽刺了南宋朝廷的偏安策,由此也能知道,这刘克庄为一妥妥的主战人士。

    刘克庄可谓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祖、父皆进士出身且俱为南宋高官,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史载:“公少有异质,日诵万言,为文不属稿,援笔立就。”大约也属一少年天才。

    他的老师是继程朱之后,同魏了翁齐名,共襄大纛的理学名儒真德秀,“所得于父师之教者不浅”,他应该是没有参加科举,因为按一般规律,是先科举,后授职,而他却是先当官,后而才有了这“赐同进士出身”。

    而得到这一出身的缘由是“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并且是由宋理宗特授,可见他在当时的声名不小。

    刘克庄之所以可以顺利为官,还是靠的是“恩荫”,也就是前辈为官的一种袭承,他先是在国家最高学府学习,“冠在国庠”,才有师从真德秀的机会。

    作为一名理学大师的弟子,刘克庄在朝廷平反了“庆元党禁”后,应该算是一名受益者,作为一介文人,他22岁便出仕为官,后为江西靖安簿,37岁知福建建阳,在这十多年中有何政绩不得而知,但没有受到朝廷重视应是实情。

    混了十几年,还是个小小的偏远县级领导,这同他的声名很是不符,也许,他本就不是一个治理地方的干才,于大政方针的策划或者文化建设才是他的强项吧。

    但是我认为,造成他长期徘徊于低层官吏的原因,最有可能因他的性格有些狂傲和张扬。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这首诗名为《落梅》,是他在建阳任上所作,在这首诗中,他自比韩愈,暗喻屈原,以东风来比掌权者,以落梅而不失其香,标榜自己的高洁,对那些嫉贤妒能和打压人才的小人作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正是这首诗,让刘克庄惨遭十年的罢黜,在这十年中,他退隐乡间,过着渔樵唱答的闲适生活,但是,他还是很关注时政,对当时王朝“国脉微如缕”的现状,有着深深的忧虑,也写下了很多抒怀壮志的作品。

    不过,刘克庄因诗惹祸,对他个人来说,看似一个案,其实,实际上是朝堂之上的一次大的政治斗争,这便是所谓的“江湖诗案”,如同北宋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一样的文字狱。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说简单些就是由宋理宗和当时的权臣史弥远,二人为皇位之争的“合法性”,而对政敌的一次大迫害,这其中就包括被时人称为“江湖诗派”的一众诗人,当然也包括这刘克庄。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的他又被启用,去枢密院当了名编修,但不知为何,又被外放去外地当了知州,八年后被召回,授右侍郎官;又再次遭贬,三年后,因理宗的赏识,不但赐其出身,还担任了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此时的已是59岁。

    此时正值贾似道当红之时,刘克庄同贾父有故交,“笃累世通家之旧”,他也从来没不忌讳对贾似道的欣赏,言其是“忠劳百倍于清献之,而怀贤服善,了无毫发矜功伐能之意。”

    贾似道是被后世定位于奸臣之列,在《宋史•奸臣传》中赫赫有名,正因为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赞赏,被认定为依附权臣,如《四库全书》就铁铁的认定其为“晚节不终,颇为当时所讥。”

    早年的他在刚入仕之时,还是一位雄心万丈,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在他的诗作中,的确洋溢着如辛弃疾“金戈铁马”般地壮志豪情。

    吾少多奇节,颇揶揄、玉关定远,壶头新息。一剑防身行万里,选甚南溟北极。看塞雁、衔来秋色。不但槊棋夸妙手,管城君亦自无勃敌。终贾辈,恐难匹。酒肠诗胆新来窄。

    向西风、登高望远,乱山斜日。安得良弓并马快,聊与诸公角力。漫醉把、栏干频拍。莫恨寒蟾离海晚,待与君、秉烛游今夕。欢易买,健难得。

    这首《贺新郎》词中充满着心底的幽愤之情,作者感叹大宋故土难复,而南宋官员们却终日沉醉在西湖的暖风之中,偏安一隅,他一如辛弃疾一样,“栏干频拍”,不同的是,辛弃疾是“无人会,登临意”,而刘克庄却还没有那么消沉,他还年轻,“健难得”之下,是一颗要抗金报国的雄心。

    但是,在他写《落梅》后遭到罢官而被闲置后,心情大变,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他是被监察御史吴昌裔的弹劾而遭此厄运,对吴自然很是忌恨。

    而吴则同他的老师及魏了翁等人是挚友,于是,他便同这帮原为主战派之人的关系开始疏远,加上乃师已作古,所以他实际上是离开了主战派的阵营。

    要说这个时候他投靠了主和派的贾似道,却也有些冤枉了他,其实此时因为元人的入侵,所谓主战主和的阵营早已不复存在,南宋面临的是如何保住几个战略要地,能否确保一隅之地不被侵犯。

    对于收复被金人所占的故土之争,早已不复存在,而是如何面对金人和元人这两大威胁而采取正确的策略问题,全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收复。

    贾似道既不是主战派,亦不是主和派,在后人的眼中,似乎主战就代表积极进取,而主和就意味消极投降,贾似道只是在一个努力维护南宋这一亩三分地不被鲸吞的一个权臣而已。

    刘克庄的性格是很自傲狷狂的,他自己就曾在《一剪梅》词中说,“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能入他法眼的没几人,同历任宰相都搞不好关系,他也瞧不起这些人,所以,他在朝中始终都是一个另类,而一旦被他赞赏的贾似道当了宰相后,他当然会尽力而挺之。

    贾似道的声名在后世很是不好,是被认定为误国奸臣,虽然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之人,至少鄂州保卫战中,如刘克庄所言,“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

    后人对他有很多的误读,但要把南宋亡国之祸让他来背,实在有些过激,作为权臣,贾似道在朝廷是一手遮天,打击排斥异己这类事做得定是不少,不过,哪个权臣不做这类事,不做便当不了权臣,我们不能以此就认定贾似道是奸臣!

    贾似道拜相之时,刘克庄已是72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再度出山,为贾似道站台。

    于是,刘克庄被指是助纣为虐,同贾似道沆瀣一气,为虎作伥,打击迫害如秦九韶、吴潜等一众反对派,对此应该如何评论呢?我觉得,这只能归结于政治的残酷和无情,也是历史经常上演的一幕幕悲剧。

    在福建莆田的景致中,有个很诗意的景点叫作“绶溪钓艇”,这里景色优美,刘克庄在宦场起起伏伏,一旦失意,便会回到家乡,常在这里闲遣。

    他在此他临溪观泉,白鹭为友,远望樵夫单肠径往,近迎牧童牛背而归,同诗友歌萱斗草,赏莲女没荷曲唱;沉醉在家乡的怀抱中,排解了他心中多少的郁闷和惆怅。

    晴窗蚤觉爱朝曦,竹外秋声渐作威;

    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贴旧寒衣。

    叶浮嫩绿酒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

    蓉菊满园皆可羡,赏心从此莫相违。

    刘克庄不仅词填得好,诗写得也是顶级之作,这首名为《冬景》的律诗便是他的名作,从中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情调,生活也很精致之人,诗中透出那归隐江湖的恬淡心情,真是让人羡慕不已,亦看不出他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完全是如一世外高人一般。

    但是,他的一生却又是积极入世的一生,他四度立朝,五次罢官,可谓宦海沉浮,冷暖饮尽,然而,壮心不已,一腔报国之志不减,即使在最后一次立朝之际,他也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抨击时弊的诤臣。

    刘克庄活得够长,在那个时代应是少有的长寿之人,老资格的臣子了,所以,尽管他后来授龙图阁学士的高官,那也是一个虚职,荣誉职称而已,并不能代表他仕途上的一路坎坷。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击垮刘克庄,反而大有成就了他文学成就的意味,他可以说是能娴熟地驾驭任何文体的作家,于诗词文章而言,各类体裁运用水平都相当的高超,后世历朝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尤其于词,更为精妙绝伦,清人冯煦甚至认为,“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

    就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克庄的词同辛、陆二人比较,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否是因为后来的他被认为是依附贾似道,而被后世所诟病,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

    但相同的是,三人都是高歌与异族血战的主战人士,而且,在人生旅途中,也呈现出斑斓的色彩,他们都是长寿之人,作品数量在宋人中都是位列前茅,刘克庄有《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传世,其中包括五千余首诗词,可谓洋洋大观了。

    我觉得,如果能静下心来,细品一下刘克庄的词,也是很有味道的,于我来说,除开他那些壮怀激烈的词作,更喜欢的是他那些清新小调。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

    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

    这首《卜算子》小词,如果抛开其中有隐喻朝廷不爱惜有才人士的意味,单以花木喻君子,天公的惜花和摧花的隐喻来看,也算是一首富于哲理的好词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将刘克庄归于“江湖派诗人”,因为,即使他有不少词作近于辛弃疾,但毕竟他的诗有五千,而词仅数百;从他的诗来看,风格应该更接近于姜夔。

    也就是说,虽然他是积极入世,但屡遭碰壁,一生的起伏让他对入世也产生了一种“心戚戚然”的感觉,只是心中不甘而努力为之;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他写有大量反映有志难伸的苦闷心情的诗作,甚至是向往归隐。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位宋朝诗作数量仅次于陆游的大诗人,现在无论在个人评价和艺术欣赏上,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现状,这肯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进入近代后,人们只是在讴歌主战派时,才将其提及为“辛派词人”,不然,他几乎被人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件很让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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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汉族,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和爱国者。 与苏轼齐名,并号称“苏辛”,史上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刘克庄1187~1269) 南宋诗人、词人、诗论家。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初名灼,师事真德秀。宁宗嘉定二年(1209)补将仕郎,调靖安簿,始更今名。江淮制置使李珏任为沿江制司准遣,随即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理宗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佑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景定三年(1262)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度宗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第二年去世,谥文定。他晚年趋奉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但他也曾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弹劾权臣。
      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他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自言"江湖吟人亦或谓余能诗"(《跋赵崇安诗卷》)。"江湖社友犹以畴昔虚名相推让"(《刻楮集序》)。他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他一生"前后四立朝",但时间都很短暂,多数时间被贬斥出守外郡,这样便扩大了眼界,接触社会面较为广阔,诗歌内容亦随着丰富起来。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淮河以北地区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古的入侵。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而又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的诗人,他只有"夜窗和泪看舆图"(《感昔二首》),感慨"书生空抱闻鸡志"(《瓜洲城》)。他有不少诗歌抒发忧时的孤愤:"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他痛心国土沦陷(《冶城》),悼惜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破坏(《扬州作》),同情遗民的悲伤(《书事二首》其二),关怀战士的疾苦(《赠防江卒六首》)而向往于祖国的统一(《破阵曲》)。对于南宋王朝依靠"岁币"换取苟安的妥协投降路线,他极为愤慨(《戊辰即事》);对于文恬武嬉的腐败现象,他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如《绳伎》、《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组以边防为题材的歌行体诗歌,明显地模拟中唐"新乐府",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辛酸与统治者的奢侈骄横,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中《卖炭图》叹息:"尽爱炉中兽,谁怜窑下人",与白居易《卖炭翁》也极其相似。他对陆游、杨万里很推崇,自述"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刻楮集序》)。他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比如批评当时贵理学而忽视诗歌特性,把诗写成押韵的语录讲义的风气,《后村诗话》论诗较能注意联系史事及作者生平。但他也有《先儒》一类语录式和《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一类颂偈式的诗歌,而且应酬叠和之作太多,率尔成章,不免疏于辞采,缺乏性情。“晚节颓唐,诗亦渐趋潦倒”(《四库全书总目》)。
      刘克庄论词,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甚至被认为“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梦孚若》、〔玉楼春〕《戏林推》等词,是他的代表作。或悲痛“长安不见”,或慨叹“功名未立”,诸如〔玉楼春〕《戏林推》中“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等名句,爱国情深,沉郁苍凉,确乎“壮语亦可起懦”(杨慎《词品》)。此外,像〔鹊桥仙〕《乡守赵寺丞生日》要求“更将补纳放宽些,便是个西京循吏”,直是以词为民请命,在别的词家中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刘熙载注意到刘克庄不屑于剪红刻翠,认为“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转,总不涉闺情春怨。’……意殆自寓其词品耶?”(《艺概》)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词林纪事》引《历代诗余》录张炎语);“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四库全书总目》)。这是偏颇之见。实际刘克庄也不乏清切婉丽之作,如咏海棠的〔卜算子〕、咏舞女的〔清平乐〕等词即是。其缺点在于有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消极颓丧,语言过于议论化、散文化。应酬的寿词太多,亦是一病。
      刘克庄在诗、词之外,尚有不少散文著作。纪昀等人认为他的文章“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林希逸《后村先生行状》)。
      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 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 1卷,《□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 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二、辛弃疾的生平及后世对其评价有哪些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三、辛弃疾简介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著有《美芹十论》、《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相继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等职。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病逝,年六十八。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扩展资料: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辛弃疾作为南宋朝臣而写的《议练民兵守淮疏》,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

    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

    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

    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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